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形而上者在哲学家那里莫衷一是，而且未必解决问题。
《周易》这个书名，最早就是出现在《左传》，前后达十次之多。时令，四时令，把一年分为四时，配二十四节气。
王亥是殷先公，年代最早。变出的哲学是什么？大家都说，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差说是马列主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易经》，今文三家，施、孟、梁丘所传皆十二篇。此书是宋易义理派的代表作。我不想重复各种老生常谈、胡吹神侃，说此书最最符合科学，处处蕴含哲理，如何灵验，如何神秘，如何放之四海，如何无所不包，如何令各级领导如痴如醉，如何让成功人士神魂颠倒，如何急广大群众之所急，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如何风靡世界，畅销海外，引无数老外竞折腰，想不承认都没辙，中国是电脑的故乡…… 下面，我只想讲点简单的事实，供大家参考。
我写过一篇读后记，除订正他的误释，还明确指出，简本卦序，与今本并无不同。伏羲画卦，指伏羲发明八卦。《易》曰：‘乾知大始。
本藏往之知，以有知来之神，而更本此知与神，以观天地万物，即必言其生生之不息，亦言人之利用器物之事，亦有其不测之神矣。这个结构，显然与其师熊十力的观念之间具有渊源关系。共与别系《荀子·正名》篇中所有之名词。冯友兰本人似乎并不严格区分宇宙论和本体论，但我们应该明确这种区分。
[②] 本文意在评述20世纪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进而论述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与易学之间的关系。吾与宇宙，同一大生命故。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39]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页。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但将后者称做四象则是不对的，元亨利贞传统的称谓是四德（《乾文言》）。
翕辟元是本体之流行，故现作此两种动势，并不是对立的两种东西。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这种本真的生活情感，在人类早期社会中，通常是由诗来表达的。宇宙论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宇宙生成模型，而本体论则不是这样的，它把宇宙生成这样的问题留给了科学，例如自然科学中的宇宙学。
在熊十力看来，一方面，乾坤二者亦可分别：乾是心、坤是物。[22] 冯友兰：《冯友兰集》，第319页。
而最终，依然是情感消泯和融合了所有的对象、概念以及一切的有，回到了无的本源层级。唐君毅是严格区分《易经》与《易传》的，认为《易经》初不过人之行路、履霜、入林、涉川、从禽、乘马、求婚媾、从王事、遇寇、帅师之一般生活中之事……，初无深旨奥义[27]，其中并无什么哲学。
遵守这些规律，不仅是人道而且亦是天道。关于冯友兰的境界说，王文认为是从理智的了解而达至道德境界，再从同情的了解而达至天地境界，并引证道：以心静观真际，有一番理智地，同情地了解。[35]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但《周易》本身是不是这种心学观念，则是一个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总之，现代新儒家当中的多数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与易学之间都存在着显性的关涉。
在他那里，道是兼括体用的：其体是万物资始的乾元，即所谓创生原则。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
而宇宙论又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最终也落实到人生论之中。在熊十力看来，率性本来包含了践行的意思，就是一种修道。
[23]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转引自刘梦溪：《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简释》，《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例如，唐君毅下面这一段关于卜筮的论述，似乎暗示着他本人的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某种内在关涉： 人之卜筮，在决定人未来之行为，故卜筮之目标，在知已成之过往之故之物，更求知来。
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21] 冯友兰：《冯友兰集》，第144页。此即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最大启示这里我想谈谈荀子所带给我的强烈震撼：导致利益冲突的缘由，竟然是爱的情感。
[⑩]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第60页。[46] 参见黄玉顺关于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论仁与爱》，《东岳论丛》2007年第6期。
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51] 这个结论是从荀子的下述思想中推导出来的：仁爱是由自爱开始的（《荀子·子道》[52]）（其实推己及人的逻辑起点亦然）。
[2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82页。儒学的情感转向发生于一部分现代新儒家。
2008年，蒙培元先生七十寿辰的时候，笔者曾主编过一个集子《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并在该书的序中指出：在现当代儒学、或者所谓‘现代新儒家中，如果说，熊牟一系或可称之为‘心性派（熊多言心、牟多言性），那么，冯蒙一系则可称之为‘情理派（冯重理而亦论情、蒙重情而亦论理）[28]。[32] 这次会议之后，学界谈论儒家情感观念问题的文章就明显地多了起来。我当时曾回应：‘生命这个概念，不足以将蒙先生的思想特色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学者的思想特色区别开来，因为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都讲‘生命、‘生命存在。[27] 崔发展：《儒家形而上学的颠覆——评蒙培元的情感儒学》，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易小明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正义论的基本论题是：如何进行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社会共同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中国古代话语谓之礼。此性或中是大本，即形而上的本体。
所谓生活情感并不是说的主体性的人的情感，亦即不是人之情，而是事之情（《庄子·德充符》[41]）。人们通常有一种印象，似乎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不大讲情感的。
人之情是指的主体之情、即情感，事之情是指的本源之情、即事情，庄子意在解构主体性、而回归本源存在。（《孟子·告子上》） 这里的乃若其情，就是既指人之性、又指人之情、并且也指实情的。